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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个预设
关于第三个预设,我们首先要明确:人力资源是个人财产,而不是城市的财产。当一个区域的知识资本的收益率逐渐下降并达致行业基准收益率的时候,作为知识资本载体的个人就会从知识资本收益低的区域向知识资本收益高的区域流动。一旦这个局面形成,流出区域就会锁定在退化状态,社会能力降至临界值,不但创新无法实现,而且连沿着技术梯度下降发生的产业转移也无法实现,彻底沦落为知识资本的荒漠之地,此时人才不但不愿意来,反而是原有的人才也开始逃离,为了防止人才外流,只得通过设置制度障碍遏制这种趋势,从而助推制度成本的逐步攀升,在这种无限倒退的循环中,该区域由此而来的命运就是被整个世界彻底边缘化。
这个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已然初见端倪。令人担忧的是,这是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完全相反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其最终的诉求就是追求结果公平。问题是这种模式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效率为代价的,相对于机会公平而言,结果公平这种暗含不劳而获的思路极具诱惑力,在知识资本薄弱的区域很有市场,但这种诉求会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热情,我们曾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既然人才在区域发展与竞争中具有如此重要性,那么如何培养与吸引更多人才来提升区域的知识资本存量呢?方法还是有的——
首先,可以通过政策安排实现人才的快速集聚效应。比如在区域内建一所大学(或者合作办学等多种模式)就会在短期内吸引到一批人才,以及为本地培养源源不断的人才。
其次,利用产业升级转型的时期,实现人才的转移。当下中国的人才政策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一刀切,各地都不顾自身实际的知识梯度结构状况,以及资源存量,一味追求所谓的高端人才,由于缺少相应支撑,人才来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利用效率极其低下。经济学家舒尔茨早就论证过:适度技术才是最好的。同样,只有适合本地区的知识梯度结构的人才才能发挥其作用,田忌赛马的故事早已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三,区域间人才争夺的关键在于谁率先破除体制障碍,谁就赢得了人才竞争的先机。众所周知,影响中国人才流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体制枷锁,比如户口、档案关系等,仅就人才流动而言,户口、档案对个人很重要,这也是制约流动的关键因素,而创新是一种产出,它与支撑条件有关,与户口无关,换言之,任何人都可以创新,但在哪里创新却是受到体制制约的。
现在,一些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已经对人才和创新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实质性的挤出效应,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契机,通过低成本优势,大举接纳人才与创新企业的到来,为未来的竞争积蓄力量。
所以,别等到改革的时间窗口关闭了再来筹划改革,管理者如果没有这个魄力和政治勇气,落后区域被边缘化以及陷入退化轨迹的命运将无可避免,进而导致群体观念的退化,这将是一个无法承受之重。诚如黑格尔所言: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